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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年] 章明：不堪回首的“文革”往事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原题
不堪回首的
“文革”往事
“文革”风暴袭来时，我正在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外国语学校（简称北外附校）读初三，时年16岁，政治面貌共青团员。对于这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我是坚决拥护，积极响应的。无论是批判所谓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揪斗老师，鼓吹“血统论”，大“破四旧”，还是参加红卫兵，进行大串联，我都以极大的热忱全身心投入。每当我通宵达旦地写完大字报，看到窗外晨曦初露时，一夜的辛劳便一扫而光，就像拿着匕首和投枪的战士，顿感厮杀获胜后的畅快淋漓与无比兴奋。
然而，在这个把中国搅得天翻地覆的大折腾结束几十年后的今天，如烟往事却让我痛心疾首，追悔莫及。
初建时的校园
虽然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就提出要“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但是，真正把“破四旧”付诸行动是在八月份。
具体来讲，就是给街道、单位、商店改名，抄家抓人，冲击寺庙、古迹，毁坏文物、藏书、字画，剪窄裤腿，剃掉背头，禁穿火箭鞋（即尖头皮鞋），揪斗上至“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下至流氓地痞各色人等。一时间，暴力行为风行，社会笼罩在一片“红色恐怖”之中。
在这股的风潮中，我们学校也改名为“首都全球红战校”。这真是个革命得不能再革命的名字，一语道出办学目的，那就是，培养一批能把共产主义旗帜插遍全球的人才。只是学校不叫学校，叫战校，但好歹还能跟军校区别开来。
我们的校址在南新华街2号，民国时期为国立女子师专，是鲁迅和周作人教过书的地方，后改为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校园不大，全是洋式灰色两层小楼，木板铺地，教室之间有拱廊相连，两排楼之间还有小花园，内有藤萝架、方尖碑，以及一个高悬于钢筋水泥基座上的铜钟。
“破四旧”运动中，钟柱子和方尖碑都被推倒了。铜钟意为“警钟长鸣”，上有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题词。方尖碑是为纪念民国年间为民主而牺牲的烈士，上面镌刻着“为了民族解放而牺牲”的字样，为何也成了四旧，令人费解。
其实，“文革”里，这类解释不通的事情比比皆是，哪有道理可讲？那会儿，没事我们就骑着自行车在街道上转悠，凡有看不顺眼的便喝令改正。在和平门某食品店，一面镜子右下角出现裂缝，为了美观，店方在上面贴了一幅水果图案予以遮掩。没想到，我们这帮红卫兵竟把葡萄、香蕉也视为封资修之物，强令店主予以清除。店主哪敢说不，点头哈腰连声称是，当场就给撕下来了。
抄家主要在前门一带进行，名单都是当地派出所提供的，比如哪家曾是资本家，哪家当过国民党，哪家的孩子是流氓等等。我们便拿着这个名单登门造访。老实讲，抄家过程中没见过“变天账”之类的东西，也没翻出过金银财宝。比较值钱一点的就是裘皮大衣和绫罗绸缎。
我们没去中共官员或高级知识分子住所抄过家。倒是去过一个民主党派的总部。那是一座几进几出的中式院落，有彩绘回廊和宽敞的客厅、会议室，考究的沙发。本以为，此行定能有所斩获。没想到，其他学校红卫兵捷足先登，扫荡过一次了。赶到时，院内已是一片狼藉，我们只好怏怏离去。
我们抓过一个“小流氓”，他具体犯过什么事儿，有过什么前科，不晓得，反正在派出所的名单上。此人20岁上下，身强体壮。进入他家时，心里还挺紧张。午夜时分，室内灯光昏暗，我们沿着狭窄的楼梯拾级而上，爬上小阁楼，用绳子拴住其双手，将他押到楼下。我们都骑自行车，为了防止他中途逃脱，就把捆他双手的绳子栓在自行车后座上，一人骑车拖着他跑，另外几人骑车跟在周围，还不时抡起皮带抽打，催其快跑。
前门离学校虽说不远，但也有两三站地。空旷无人的街道上，回响起他穿着皮鞋在柏油路上急促奔跑的哒哒声和风箱般的粗重喘气声，还夹杂着皮带挥舞的呼啸声。这一切在寂静的夜晚显得格外刺耳。
当时，为了贯彻“深挖洞，广积粮”的最高指示，师生们在校园里挖了很长的防空洞，以防苏修发动突然袭击。“小流氓”被关入阴暗潮湿的防空洞，洞口用大石块压着。我后来没再见过他，听说关在防空洞里的不止一人，有人给送饭，每人每天两个窝头。一个据称是老地主的人在关押期间死亡，就是他给背出来的。在那伸手不见五指的防空洞里，他被关了整整两星期。毕竟年轻，最后活着出来了。
审讯工作我没参加过，但去看过。一进屋，只见几个中年男子赤裸上身跪在地上，每人背上都是道道伤痕，身旁站着手持鞭子的红卫兵战士。鞭子是用塑料绳编的，手指般粗，抽在裸露的脊背上，立马隆起高高的血红色鞭痕。
最骇人听闻的是殴打老师致死事件。人们都知道，“文革”期间，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学生打死了副校长卞仲耘。可是很少有人知道，北外附校一夜之间就打死了两位老师。
1966年8月22日凌晨，我们都已进入梦乡。突然间，寂静的校园里传来啪啪啪的沉闷声响，正在熟睡的我们都被惊醒，跑下楼一看，几个学生正挥舞着练习刺杀用的木枪围打总务处老师张福臻，一边打还一边喊，说张老师是历史反革命，当过阎锡山的教官，迫害过共产党人，有血债。
此话激起众怒，更多人加入到打人的行列里。我也上前打了几拳，觉得不解恨，便反身回宿舍取来一条皮带。那是缴获日本人的战利品，宽约两寸，拎着这条厚厚的牛皮带，我狠抽了已被打翻在地的张老师。黑暗中，张老师曲卷身体，双手抱头。这种自我保护动作被认为是他当过国军教官的证据，从而招致更多的鞭抽棒打。
这边还在殴打张福臻，校园那边又传来呼喊声。原来是一高中男生在殴打另外一位老师——张辅仁， 打人工具是一个卸下四腿的长条板凳。这名工农出身的学生控诉说，张老师在教学中刁难、迫害他。这在当时可是个不小的罪名，我们也不问青红皂白，便蜂拥而上围打起来。
学生们命令摔倒在地的张辅仁向宿舍爬，张老师努力爬了几下，众人嫌太慢，又是一通暴打。爬不动了，就说他装死。回到宿舍后，有人用脸盆打来凉水，我们就用皮带沾水接着打。
就这样，不到一夜工夫，两位张老师都被打死了。
其实，两位老师我都不熟悉，也不知道那天打人最开始是怎么引起的。对于张辅仁老师，校友周志兴在一篇文章中有过记述：“1959年附中刚成立，他（张辅仁）就被分配来教语文，而且后来长期做班主任。他不但教学效果好，对学生们的学习、思想等各个方面的要求也都极其严格，常进行家访或以别的方式与家长沟通。对成绩不好又不努力的学生常以恨铁不成钢的心情给予严肃的批评和教育，包括开班会点名批评及配合家长教育。这一切努力曾得到校领导的肯定，但也为他自己在学生中树敌过多。平时看不出，现在当学生们在工作组的指导下（每班都有工作组成员），多方面地寻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迫害家庭出身好的学生的典型例证的时候，那些潜在的敌对因素就被激活，成了革命的动力了。”
至于张福臻，“文革”研究者王友琴在《文革受难者》一书中说，他原来也是教员，教高中历史，从1960年到1963年一直当高中班主任。在1964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四清运动”）中，张福臻被撤去教员职务，变成了总务处的工作人员。撤销其教职的原因是，他曾经在1949年以前参加过“三民主义青年团”。按照“四清”的新标准，张福臻被清洗。然后“文革”开始，按照“文革”的标准，张福臻遭到更大的惩罚。
外交部派一名司长前来处理此事，但是没有追究打人者的责任。
几十年来，作为行凶者之一的我，并没有因此受到任何影响。之后，下乡插队，返城上学，参加工作，出国留学，好像这件事没有发生过一样。但是内心里，我一直在深深地自责，打人的血腥场面时常浮现于脑海。特别是，张福臻老师被抬回家后，我被派去看守。在不大的屋子里，我们把张老师扔在一个角落，把家属赶到另外一边，不让她们靠近。
腥风血雨的“破四旧”行动非但没有被当局制止，反而受到官媒的颂扬。《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好得很》指出，“千千万万红卫兵举起了铁扫帚，在短短几天之内，就把这些代表剥削阶级思想的许多名称和风俗习惯，来了个大扫除。”
中共中央8月22日批准、转发公安部给毛泽东和中央的报告，规定“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警察一律不得进入学校”。这样一来，施暴者就更加肆无忌惮了。
北外附校红卫兵
“文革”中， 北京中学生里分为各种不同派别，如红卫兵、四三派、四四派等。红卫兵成立得最早，因此也被称为“老红卫兵”或“老兵”。干部子弟是红卫兵的最大组成部分。
老兵没有统一着装，但多数人都穿旧军装，交通工具则是自行车，一有行动便飞身上车，摇着车铃，风驰电掣般地直扑目的地。远远望去，黄乎乎一大片，蔚为壮观。
凭着“红二代”的身份，我们自认具有革命血统，故以当然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自居，不大看得起其他同学，甚至压制非红五类出身的同学。
当时，围绕宣扬血统论的对联，有过一场辩论。这副对联是：
横批：基本如此。
按照这副对联，就要在学生中查阶级出身，分三六九等。出身好的（红五类子女）就是“好汉”，是革命的生力军；出身不好的（黑五类和其他非红五类子女），就是“混蛋”、狗崽子，是革命的阻力和绊脚石。自诩为好汉的“老兵”们大都是这副对联的支持者。
回到家里曾跟父母提起自己在学校参加红卫兵的事，也说到对联。父亲当即批评说，这副对联不符合党的阶级政策。自己还强词夺理，用“基本如此”来为对联的正确性进行辩解。
几十年后，一位同学跟我谈及对联兴起时的情况，他说，他到现在还心有余悸。“一天晚自习，几位红卫兵把我叫过去，让我对对联表态。我哪里敢说不同意，同意，同意。他们还继续追问。此时，某同学跟几个人呛呛上了，说不同意对联。他们围过去，我趁机跑了。此后，好几天不敢去班里。”
他的担心并非没有缘由。当时，初三西语班的两名学生叶念伦、李仲良已经被揪出来了。叶念伦是著名翻译家叶君健的儿子，因为“文革”前说过要组织一个“中西拉邦”的玩笑而被打成反动学生，李仲良的“罪行”则是有所谓资产阶级思想。
关于对联的讨论不仅在家里、校内进行，还有数个学校联合举行的大辩论。记得有一次，辩论会在离我校不远的北京舞蹈学校举行，双方唇枪舌剑，各执一词，交锋相当激烈。辩论进行当中，远道而来的北大附中红卫兵涌入会场，使支持对联的势力大为增强。
北大附中红卫兵的正式名称叫“红旗战斗小组”，那天率众人来舞校的是其宣传部长、高一女生彭小蒙。她个头不高，但威风凛凛、气宇轩昂，挺直腰板往台上一站便引来暴风雨般的掌声。几名身材高大的男生跟她一同站在台上，像是保镖，颇有压倒一切的气势，话未张口，就赢了三分。彭小蒙具体说了些什么已不记得，但是她的雄辩口才和十足霸气给人印象极深。
那会儿，唱得最多的一首歌是《革命造反歌》：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革命师生齐造反，文化革命当闯将。//忠于革命忠于党，刀山火海我敢闯。革命后代举红旗，毛泽东思想放光芒。//歌唱毛主席歌唱党，党是我的亲爹娘。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杀、杀、杀！——嘿！
唱这首歌的时候，要求“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地”。《革命造反歌》就是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创作的。
彭小蒙和红旗战斗小组，以及红卫兵的发源地——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对红卫兵运动席卷全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66年6、7月间，清华附中红卫兵先后贴出三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断言“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不造反就是百分之一百的修正主义”；宣称“我们就是要抡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誓言要“搞一场无产阶级的大闹天宫，杀出一个无产阶级的新世界。”
这些大字报在红卫兵中广为流传，成为我们造反的宣言书。大字报的前两篇，后来转交到毛泽东手中。8月1日，毛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回复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对红卫兵“表示热烈的支持”。8月18日，毛更是身穿绿军装臂戴红袖章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群众，我校红卫兵也参加了接见。
那天，我们凌晨十二点多就来到天安门广场，占据了最好的位置之一“东一台”。接见开始时，伟大领袖站在城楼中央，大约在9点46分，他向我们走来，走着走着，在东侧平台站住了，摘下头顶上的军帽，挥动着向我们致意。我们欢呼跳跃，拼命鼓掌，高呼口号，把嗓子都喊哑了。
毛的接见对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激励。从此，红卫兵正式登上政治舞台。
与同学在校门口合影，前排右二为作者
不过，老兵兴起的快，失势的也快，也就活跃了大约半年。1967年2月，北外附校开始批判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红卫兵。3月，解放军进校，组织军训。我外出串联回来在家休息了三天，便返校参加运动。我们班——当时称“红五排”——连续开会，对老兵进行批评。
我也开始反思自己。在3月21日的日记里，我就殴打老师的恶行做了自我检讨。我写道，那天晚上，跑下楼看到一些同学正在痛打老师。一开始，心里还感觉不对劲儿。可是又一想，“这种想法对头吗？”你看，他们打得是多么狠，恨得是多么咬牙切齿。对敌人不能怜悯，不能有丝毫的怜悯啊！我的阶级感情上哪去了？这时又听到有人说张福臻有血债，于是怒火万丈。
直到现在，很多人都不理解，为何“文革”之初那么多青年学生，甚至一些尚未成年的小女生，会变得如此凶残，没有人性。究其思想根源，我觉得，这跟我们所受的教育、成长的环境、当时的政治形势，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式有很大关系。
回顾“文革”前的学习生活，应该说总体上是好的，学校是按照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方针培养学生的，并不像毛说得那样耸人听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了我们的学校。
事实上，学校始终掌握在共产党手中，我们校长、副校长都是外交部派来的，政治课一直都有，思想工作一刻也未曾放松。不过，那时的政治教育有个突出特点：煽动阶级仇恨、鼓吹阶级斗争。
我们是听着前辈流血牺牲的故事长大的，伴随我们成长的是《星火燎原》《红旗飘飘》这类歌颂共产党人英雄事迹的红色书籍。《红楼梦》这种书，家里当然有，但我实在看不下去。台湾蒋勋老师说，他在跟林黛玉、贾宝玉年龄相仿的时候，就开始读《红楼梦》了，而且读得如醉如痴。但“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的《红楼梦》不是我的菜，我喜欢看而且能够接触到的绝大多数书籍都是《红岩》《烈火金刚》《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青春之歌》等革命题材作品。外国文学作品很少，被大力推崇的是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学习英雄是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比如，中学政治课本《道德品质教育》里就有介绍14岁加入中共、15岁就惨死在敌人铡刀下刘胡兰的篇章。我们渴望成为这样的英雄，为自己没有出生在革命战争年代，未能亲自上战场杀敌而感到遗憾。
中共建政后的英雄样板则有以身殉职的年轻士兵雷锋。雷锋并不像有些人以为的只知道做好事。他有一句名言，“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温暖，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歌曲《学习雷锋好榜样》把雷锋精神概括为“爱憎分明不忘本，立场坚定斗志昂”。
“亲不亲，阶级分”。跟阶级敌人和坏人坏事进行毫不留情斗争的观念，就这样灌输到我们头脑里了。我自认性格软弱，但党的教育并非没有作用。有一次坐电车回校，中途上来个中年男子，坐到我身旁。为了少付费，他在买票时故意少说了几站。我当即向售票员阿姨揭发了他的欺骗行为。
“5·16通知”吹响了文化大革命的号角。按照我们的理解，“文革”就是一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是伟大领袖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而发动的，是为了不让广大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否则的话，就会有千百万人头落地，而首先受到反攻倒算的就是我们这些“红二代”。所以，我们要牢记阶级仇、民族恨，誓死保卫毛主席，保卫父辈抛头颅洒热血打下的红色江山。身为革命接班人，我们一个个豪情万丈，发出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造反谁造反”的誓言。
因此，我们不以打人为耻，反以为荣，似乎打人越狠，阶级斗争觉悟就越高，无产阶级立场就越坚定。我把两位张老师完全当成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了。打完老师后甚至还说，“真是大快人心，我的皮带立了功。”
多年后在谈起“文革”时，一位朋友告诉我，她调查过，当时打人者都是做给别人看的。我说，不见得，但是没做进一步解释。其实，就我本人而言，打人是打给自己看的，我要看看自己是不是真正的革命派，能不能在对敌斗争中克服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站稳革命立场。
一些领导的讲话也助长了打人之风。江青在1967年说，“革命风暴中出现打人的事情不是坏事。伟大领袖说过，‘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是误会，不打不相识。’今后不要再打人了。”此后，“好人打坏人，活该”这句话流传甚广，经常被打人者挂在嘴边，使打人合理化了。
江青话声刚落，就发生了我班一名红卫兵在校外被对立派打伤险些丧命的事件。我怒不可遏，当即在日记中写下报复性文字：“我们不能太幼稚了，不能太书生气十足了。他们已经下手了，我们也只有打，只有坚决地站在自卫的立场上予以有力的还击，实行江青同志所说的‘文攻武卫’。红卫兵不是好惹的，血债要用血来还，这个仇我们一定要报！！！”
有人说，众多青少年卷入暴力，说明“文革”前的教育是失败的。也有人认为，这恰恰证明了中国教育之成功，而且不是一般的成功，是太成功了。两种说法，孰对孰错？我看都对，角度不同而已。“文革”前的思想教育分两部分：一部分是文明礼貌教育，另一部分是阶级斗争教育。若拿前者去衡量，17年教育自然是一败涂地，若用后者去评判却是极大的成功。“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我本人就是个例子。虽然小时候自己比较淘气，但小学三年级之后绝对是个听家长和老师话的好孩子，跟同学关系融洽，从不打架骂人。在学校里，我一直是各种“长”，少先队的小队长、中队长、大队长都当过。年满15岁就加入共青团，还当过团干部。可是“文革”一来，自己好像就变了个人，浑身充满了暴戾之气，口中“国骂”连连，还直接动手打人。有时候我都不敢相信，那是自己曾经做过的事。
总之，我以为，造成青少年的暴力行为，一是由于长期的阶级斗争教育，二是由于对领袖的忠诚变成了不问是非的愚忠。这些原因，再加上青少年自身的弱点，如涉世不深，易于冲动，喜欢简单模仿，容易盲目跟风，以及一哄而上的从众心理等，使他们成为“文革”中破坏力极强的一股力量。青少年处于不知天高地厚的年龄段，据我观察，当年打老师最凶的是初中生。
校内铜钟
“文革”罪责，更多的应该由成年人——特别是当权者——来承担，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一码归一码，作为暴力活动的参与者，我不想推卸自己的责任。
1982年研究生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新华社对外部。我的表现受到领导和同事们的认可。一年后，新华社评选先进工作者，部里想推荐我，被我婉言谢绝了。我告诉部领导，自己“文革”中犯过错误，特别是在运动初期参与群殴打人致死，问心难安，实在配不上先进工作者的称号。
部领导说，事情已经过去多年，你那会儿年纪尚小，不应该背思想包袱。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给我看，大意是说：“文革”中，凡是打人或打死人的，对未成年者一律不予追究。看了文件，我心中的坎仍然迈不过去，所以执意不当这个先进工作者。
回顾“文革”中自己的表现，不管政策如何变化，我都愿意真诚地忏悔，并向所有被我伤害过的人说声，“对不起！” 我知道，这声“对不起”既不能使死者复生，也无法消除受害者曾经遭受的肉体和心灵创伤。但是，道歉对于实现社会正义是必要的。
王友琴女士在她的书中说，“当张福臻与张辅仁的死亡无人追究，而害人者也无需忏悔的时候，文革的恐怖的毒素就公然地飘荡在今天的生活空气中。”
在我看来，“文革”施暴者不仅应该道歉，还应该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真实地记录下来，公诸于世。因为厘清真相、以史为鉴，是弥合社会裂痕，实现社会和解的重要步骤和前提条件。
章明专列
文图由作者惠赐本号分享，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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